我的两个二十年

1956年9月我从湖南医科大学毕业，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服从分配来到祖国大西北的兰州医学院工作，弹指一挥间，整整四十二个年头过去了。在这并非短暂的历程中，大概可划分为前后两个二十年，概括的说，前二十年是我的逆境，后二十年是顺境，前二十年我的困境至今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1956年9月我分配到兰州医学院附属一院外科。由于我一向注重钻研业务，有时深夜都在阅读中外医学书刊。并从1960年至文革开始，在国内一流的《中华外科杂志》上发表论文五篇。本来这些应该都是好事，但却被一些人视为眼中钉。不久，别有用心者打着团委的牌子，要我在全院青年团员大会上作检讨。从此，我的处境滑坡，医生当了二十年，提薪提职从无我的份，出外进修开会更是轮不到我，转正月薪72．8元一直拿到改革开放前夕。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从此，我的逆境宣告结束，紧接着一件件喜事接踵而来。

首先是高等院校教师恢复职称的评定，我从一名老助教升为讲师，随后由副教授晋升为教授，当时我虽是升级教授中的年纪最小者，但亦已53岁，进入中年后期了。

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来临，我浑身充满着干劲和活力，决定按我原先的设想从事包虫病研究，科研条件亦初步具备：一是过去无数次地给包虫病人做手术，感性认识丰富，二是大量了解国内外科研信息，三是初步掌握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技能和方法。我充满着信心，开始科研的步伐。

还是在1970年，我亲自为三例肝肿大的病人动了手术，首次证实甘肃漳县的肝泡球蚴病，这一型特殊的包虫病对人的危害性更加严重，但当时心有余而力不足，未能进行调查和研究。直到此时，我才和几位同事一起，坐着山区的原始牛车，翻山越岭，奔赴漳县包虫病流行区，白天我吃在农民家里，晚上睡在农家炕上，每天挨家挨户查疫情，不几天与农民建立了感情，工作配合融洽，仅3星期就完成了调查任务。

后来，我的第一篇英语论文“我国西北地区的肝泡球蚴病”，1981年7月全文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不到半年，先后收到欧、美、日等10多国学者来信索取单行本，要求进行学术交流。1984年下半年我意外接到西班牙来信，邀请我出席第13届国际包虫病学大会。经过院长的批准，公派我出国赴会。1985年4月底第一次只身飞往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会上用英语宣读论文，并回答与会代表提出的问题。万万没有想到，在闭幕会上获得“米格尔·贝佐国际奖”，令我激动万分。我想，没有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我有出国的机会吗？获国际奖更是绝不可能的。返抵北京，步出首都国际机场，第一件事是给医学院党委发电报：“我如期回国，获国际奖，荣誉归于党”，以表达我内心深处的感激之情。

此后，出国访问之事一次次地接踵而来，1985—1997年期间除西班牙外，先后8次应邀赴澳大利亚、瑞士、英、法、意、日、美、南非等国，进行实地考察，出席国际学术大会，或作短期讲学。这完全应该归功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才能站在国际学术论坛上介绍我国包虫病的研究成就。

在党的改革开放20年里，包虫病研究蒸蒸日上，不断取得新的成绩。1986年省上批准建立包虫病研究室，为我配备科研助手，提供科研经费，使研究条件大为改观，多次获得一些重大的成果。1988年，我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97年“棘球绦虫和包虫病”一书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此外，我还6次获甘肃省卫生厅或省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4次获国际奖和奖杯奖牌。先后共发表学术论文78篇，其中12篇用英文撰写，均在国内外医学杂志登载。编写或参编科技专著18部，其中2部英文著作分别在瑞士和日本出版。

沧桑巨变的20年啊！祖国大地日新月异，大河有水小河满，我也深受其益，得到的奖励一个接着一个。1991年相继被湖南和甘肃二省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分别评为优秀专家，同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翌年国家人事部授予我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还荣获甘肃省地方病防治先进工作者、湖南省高校科技先进工作者、全国民主党派工商联为四化服务先进个人以及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的荣誉称号。

我的前后两个二十年形成鲜明的对照。前二十年因为多读点业务书，多学门外语，多写篇论文，就戴上白专道路的帽子，挨批判，作检讨，受人冷待歧视，精神上处在压抑苦闷之中。而后二十年新时期则大不一样，鼓励钻研科学技术，脱产学好外语，多写论文，著书立说，国家政府授予奖励。真是天壤之别啊！